(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时，夫妻俩摄于长沙。)

　　文/苏秀英

　　认识邬嗲嗲纯属偶然。

　　那是一个春夏之交的五月。我去一位朋友家聚会，见到一个戴着黑色宽边眼镜，默默坐在板凳上，捧着一本书在看的年轻人。那个年头大多数人都不看书，我有点好奇，便问了一句，你看的是什么书啰?

　　他抬起头来，让我有点吃惊，长得很端正，一头自来卷黑发，高高的鼻梁居然和当时某电影明星挂相。他回答，是陆游的诗词。我更惊奇了。因为我也非常喜欢陆游的诗词，什么钗头凤、卜算子，我都背得。

　　我问他，你是搞什么工作的呢?他回答说在学校工作。话未说完，“当老师的呢，”那位主家朋友就抢着帮他回答了。只见他迟疑了一下，脸上竟有毛毛汗渗出，一看就是一个不会撒谎的人。他说我不是老师，我在学校食堂煮饭。说完吁了一口气，继续低头看书。

　　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诚实，诚恳，儒雅，好学。而我在工厂里，虽然做的是技术工作，却心心念念想着文字，想着诗词歌赋，真个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喜欢风花雪月之人。就这样，一点也不浪漫的我们交往了起来。

　　我们的交往不被人理解。好在我是个倔犟而有主见的人，并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我们在一起讨论中国的古典文学，谈《红楼梦》、《三言二拍》、《儒林外史》，也学着写格律诗词。不过对于我们的未来，我还是充满了迷茫的惆怅。但我想，这个满腹诗书，英俊帅气的男人，未必会煮一辈子饭啊?

　　他告诉我，他曾下放靖县农村，当了6年农民，吃了不少苦。即使是当农民，他也是个好学的农民。犁田，耙田，扮禾，打米，甚至电工活，他样样认真学，乃至熟悉，精通。他说苍天有眼，只要努力，总会有机会。

　　他说他喜欢运动，会踢足球，打篮球，游泳，下围棋，下象棋，冬天还坚持洗冷水澡。只要对身体，对智力有益的事情，他都会去学，去做，而且争取做到最好。他还说机会从来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两口子带女儿游公园，摄于长沙。)

　　我永远记得他跟我说过的一件事：

　　1973年在农村，他曾经参加过一次高考，考试成绩很不错，只因有人“交白卷”搅了局，让他与上大学失之交臂。不过他把这当成一个洗礼，如果再有机会，他一定会再考。

　　冥冥中，似乎一切自有安排。1977年终于有喜讯传来：中南海一声号令，恢复高考制度。千万个和他一样的年轻人，热血沸腾，在那个冬天，奔向了改变命运的考场。我给他找来复习资料。仅仅两个月工余时间复习，这个高中的边都没有碰过的高智商男人，居然考出了他所在区总分第一的成绩，数学竟然得了满分。

　　就这样，他如愿以偿，于1978年春天，进了有着悠久历史的湖南师范学院(即今湖南师范大学)，成了中文系的一名学生。

　　4年寒窗苦读，对于我的家庭来说，真的是历尽艰辛。他不带工资，没有了任何收入。一家三口全靠我菲薄的几十元薪水支撑。为了节省开支，他去学校时扛着一床薄被，一条旧毯，买了一支8毛钱的钢笔。所有用来记笔记，写文章的纸，全是我在工厂办公室的朋友提供。读完4年书，我翻着他的几大摞印着工厂抬头标识的笔记本，心里感慨万千：学霸原来是这样炼成的。

　　抓住上大学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好学的他读书几近痴迷。为此，家里没少闹出笑话。夏天，狭窄的住房热不可耐，他要看书，我说灯光会影响女儿睡眠。他只好把灯关了佯装睡觉。当我睡了一觉被热醒来时，发现他不在床上了，赶紧爬起来寻找，我推开关着门却亮着灯的厨房一看，结果让我哭笑不得。他在厨房的水池上放一条板凳，坐在高处就着厨房上方的灯，在读《古文观止》，我苦笑一声说：古有匡衡凿壁偷光，今有邬氏登高借光。

　　还有一次他要考试了，嫌家里小孩哭闹，提出要去附近一个公园看书。我就帮他准备了一点干粮，用我打吊瓶的生理盐水瓶灌了一瓶水。他嫌弃说像吃药，然后自作聪明地拿了一个橡胶热水袋，灌了一袋开水。我说那吃不得，他罔自不顾扬长而去。回来后，我问他怎样?他说水喝不得，尽是橡皮味。我得意兼阴险地说：不听老婆言，吃亏在眼前!

　　更加狗血的是，这个当了3年厨房大师傅的人，厨房的活计总是做不好。我有时手头有事，要他偶尔做做菜，尽管我事先将烹饪工艺流程全部写好，结果呢，极易操作的一道小炒，也会被他熬成一锅稀巴糊，让我和女儿食欲全无。家里的锅和壶，无一不被他烧得黑糊糊的。我一问责，他立马襟怀坦白：背英文单词去了。

　　(大学毕业后，邬恩波(前排坐者左一)与在长同学聚首。后来的他们，有的成为桃李满天下的教授名师，有的成为著名编辑记者，有的是身负重任的领导干部。)

　　1982年初，他从大学毕业，端起了新闻的“饭碗”，一介草民终于改变命运，以舞文弄墨为职业了。这以后，他又让我见识了一个职业狂人。写到此处我禁不住有些心酸：我从来没有见过为了工作可以舍弃一切的人，他就是。一到报社，为怕迟到，他就将家里的所有钟表调快一刻钟。有朋友来我家，见钟快了这么多，有些奇怪，我告诉他们，这不是北京时间，也不是格林威治时间，这是邬氏时间。

　　在他工作的几十年里，我们一家三口没有一起照过一张全家福的照片，这在当今社会有点像天方夜谭。其间我患过胆结石，腰椎病，还有一次差点英勇牺牲的大叶肺炎。所有的这些疾病住院时，他都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开会的途中。我练就了一手打吊瓶，一手开门上厕所的本事，也以自己的亲和善意感动了医护人员，得到他们的帮助。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有一个优秀的女人，于我而言，是一个可以舍弃自己性命的傻女人。

　　(晚年在海外生活，邬恩波(左二)很怀念故乡和亲友。每次回长沙，都要到过去生活过的地方看看。这是他与友人在儿时生活过的校园留影。)

　　40多年过去，我们都年近古稀。为和女儿团聚，我们退休后来到新西兰。他仍然是那么好学，学英语，学唱歌，学做自媒体。他又写又编又校，把一个叫“西村木屋”的公众号，做得众人喜爱。

　　(邬恩波退休后来到新西兰，生活惬意而安然。)

　　(老两口带小孙女郊游，摄于新西兰北部奥克兰海滨。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那个当年被人称为老师却十分羞涩地声明自己是厨工的人，终于成了小孙女朵朵的中文辅导老师。听到他不厌其烦地教朵朵中国的古老文明和文化，甚至拿出他年轻时的学习强项，阅读英文数学题，辅导朵朵数学时，我打心里十分欣慰。他最终卸下了时代赋予他的各种身份和光环，回归到一个慈祥的嗲嗲和一个读师范的老师真容。

　　我想起了伟人毛泽东的两句诗，权当作为本文结尾吧：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