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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艺术者

长沙都市0|2017-07-28 16:49:21
来源:星辰在线 | 作者:吴刘维 | 编辑:边润鹏

他们没能认出我来,这在我的意料之中。我心里自然是很庆幸。但多少也有点沮丧。事先我不是没想过,一旦他们认出我来,场面一准会变得很喜剧。他们全都朝我聚拢来,一面爆笑不止,一面扯掉我头上的这顶烂草帽,肩上背着的这个泡沫箱子,以及身上穿的这件皱巴巴的蓝布罩衫和这条下半截沾满泥星的黑布罩裤,甚至脚上的这双面子破损的旧解放鞋。一定会是这样的。他们人多手杂,有的扯头,有的扯脚,场面喧闹而混乱。也许女同学还会举着湿纸巾,抹掉我额上画的皱纹,脸上擦的黑面泥,再掏出梳子,梳理我头顶上被草帽压乱的头发,且故意梳出一个滑稽的大分头来。老师则袖手旁观,嘴里发出呵呵呵的笑声,即兴对我加以点评,“嘿,这小子,长不大!”“还这么爱捣蛋,哈哈!人的性格真是天生的!”老师之所以没动手,不仅仅是碍于“师道尊严”,主要还是因为年事已高。同学们就像清理一个满目疮痍的战场,把我这副又黑又邋遢的老汉形象,还原出一个皮肤还算白净皱纹还不是很多头发犹在的城市中年男模样。还原出一个名叫马家和的同学的真面目。笑过闹过之后,我将与他们一道,投身接下来的流程,直至本次聚会的结束。而我在本次聚会中制造的这个小小恶作剧,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日子,甚至经年之后,仍旧会被同学提起,“马家和这家伙,居然扮成卖冰棒的,亏他想得出!”每次一说起这事,他们会一面大笑,一面这样说我。然而,这个场景只是我的一种想象,并未真正出现。全班到场的四十几个同学,还有老师,没有谁认出眼前这个穿来转去推销冰棒的小贩,就是我。

“绿豆冰棒呐——”我继续叫卖,声音刻意地嘶哑与苍老,以配合我的装扮。依旧无人搭理。他们三五成群地站在操场上,满脸兴奋,谈兴正浓,根本无暇旁顾。像一群落进晒谷场的麻雀。头顶的蓝天和白云,比我识趣,躲他们远远的。阳光暖润,不用力不足以出汗。风也轻。这样的天气用来聚会,合适不过。

经过女同学的圈子时,我又喊道:“绿豆冰棒呐——还是原来那个味哟——”兴许是后一句广告起的作用,曾经的班花鲁菜香朝我望过来,招了招手。

“多少钱一根?”

“一块。”

“我们读书的时候,才五分钱一根。那时候东西多便宜,现在翻多少倍了!”她的话引起身边女同胞的共鸣。

我递给她一根,“先尝尝。味道不对不要钱。”她打着兰花指,轻轻捏着木片一端,先是将包装纸的正反面瞧个仔细,再伸出另一只手,同样打着兰花指,揭开包装纸,露出冰棒一角,凑近鼻子嗅嗅,并没将它送进嘴去。两年前我们见过一面,但她没能认出我来。她一直还是这么性感和漂亮。只是比读书时候胖了些。可能因为胖,将皮肤撑开了,除了眼角和耳垂边现出细细的皱纹,脸上光滑洁净,肤质白嫩,眼神明媚,清澈,看不出有四十多岁,像是三十出头。兴许岁月也是个好色之徒,独独对美女不忍下刀。记得那时全班男生下了晚自习熄灯就寝后,有一阵子全躲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偷看手抄本《少女之心》,你一页我一页地传阅,估计当时不只是我,大部分男生都在一面看一面把她当成幻想对象。但她后来嫁给了班上一个并不起眼的男生——“小不点”邹凡夫,邹凡夫高中毕业后当兵去了广东,之后考入军校,转业到广东省高院工作,现在已经是下属市中院的院长,这次不知是什么原因,没见他来参加聚会。那时全班有五六对同学谈恋爱,他们是唯一成婚的一对。

“会不会是绿豆精粉做的呀?不敢吃。现在食品掺假做假太厉害!”鲁菜香重新将冰棒包好,还给我,道声“谢谢”,回头跟同学讨论食品安全,大伙纷纷说现在只有去大型超市采购才比较放心。我想跟她解释,冰棒是我自己做的,为了这一箱冰棒,我花费了一周的时间,从选购绿豆,木块,红砂糖,拟定包装纸上的文字,到熬绿豆汤,将木块削成小片,打印包装纸,再到后期的反复试制与冰冻,每根冰棒的成本,远远不止一块钱,且不包括人工费,不包括泡沫箱子的制作费和这身装扮的花费。但我什么也没说,背着箱子悄然走开。

我朝着最大的圈子而去。三位当年的任课老师,风烛残年的长者,被詹小龙、孙怀海、董冬生他们十几个男同学围在中间,“眼镜”杨世荣在一旁举着摄像机瞄来瞄去。

相比同学,老师的变化太大。虽说毕业后绝大部分同学再没见过,三十年的时间足以使一个人“面目全非”,但转了几圈之后,我还是能将他们一一辨认出来,不过是肉多了,皮皱了,肤色黑了,模子还在那里,在我看来大伙只是一种量变。老师却近乎质变。当年的老师,正值盛年,精气神都旺火,现在个个垂垂老矣,像是刀砍斧劈过,看着让人心疼。但在心里对号入座后,也能勉强辨认出来。右边那位满头银发的,应该是历史老师,当年为便于同学们记忆,他习惯将讲课内容编成顺口溜,我至今还能背出他对朝代的编排:“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秦朝连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灭唐兴国富饶。”中间那位是政治老师,每堂课开讲前,他总要伸出右掌,放至额前,再曲张五指,将帅气的大背头往后梳理一遍,接着便慢条斯理地道上一句:“政治很枯燥,但政治很重要。”如今他头上却是全秃。左边瘦极的那位,数学老师,原先是个大胖子,热天上课爱带上一把蒲扇,布置同学们做练习题的时候,便在过道里穿游,见谁后颈上冒汗,站谁背后帮着扇扇子,冬天里爱带上一个火焙笼,看谁冷得搓手,就把火焙笼交给谁烤烤。

当年地理老师和兼班主任的语文老师,对我们也极好。地理老师,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好吃零食,每次上课提着的布袋里,除了装有教案和地球仪,还有大把的零食,中途讲课讲累了,就会停下来,与我们分享,他家在省城,零食的种类分外丰富,许多是我们见所未见的,讲某国地图的时候,他居然能从布袋里掏出大把的与之相应的地图饼干来,讲某国有哪些动物时,也居然能掏出相应的动物饼干来,一一散发给我们吃。语文老师心细,也心善,凡事耐得烦,且做得一手好菜,谁要是没饭票了,谁面黄肌瘦的,他就会喊谁去他宿舍开小灶。可惜今天见不着他们两个。地理老师丁贵敏早些年患胃癌过世。兼班主任的语文老师艾国初在我们毕业那年,意外身亡。

“绿豆冰棒呐——”我又加上一句广告,“岁月的沉淀,不老的味道!”

也许是我声音大,也许是广告语与我的装扮不搭,也许是我靠他们太近,这回,包括老师同学,全都停止说话,扭过头来,齐齐地望向我。我赶紧从箱里拿出三根冰棒,钻进圈子,给每个老师发一根,“老师您先尝尝。自家做的绿豆冰棒,外面根本买不到的!味道好,吃着爽!”我低头哈腰,算是给老师鞠躬行礼。

“我们老师年岁大,怎么能吃这玩意呢!”外表一派儒雅的孙怀海,箭步上来,迅捷收了老师手里的冰棒,一把塞给我,轻蔑地斜我一眼,“吃坏了肠胃,你负责得起吗?”声音不大,却是凌厉如刀锋。

“绿豆有排毒防暑的功能,老人吃了好。老板。”我辩解。

“这个还用得着你来说?我在医院不白工作了多年?你这个不单是冷,还不卫生。别叫老板。这儿没老板。这儿除了同学,就是我们最尊敬的老师!”他手往外摆了几下,“去,去。别捣乱。”

我对他心生厌恶。他当年是班上的体育委员,大学学的是计财专业,毕业后分在省城名气最大的一家医院工作,从计财处的普通科员一直做到医院副院长,县里的历届领导和家属去省城看病,都爱找他,他和在县里工作的詹小龙,以及在市里工作的董冬生,还有在广东工作的邹凡夫,被公认为全班混得最好的。

我举着冰棒,不甘心地又递给一旁的同学,“尽管放心。没添加剂,没色素,也没绿豆精,纯绿色食品。老师年纪大,吃了凉的怕坏肚子,你们尽管吃。味道真的好。不好不收你们的钱!”

衣着时尚的董冬生,将单薄的身子插在我面前,我伸出去的冰棒被挡了回来,他倒是笑着,语气不愠不躁:“老兄,你的冰棒再好,我们不吃还不行吗?你这不是强卖强买吗?请问,你的产品有检验合格证吗?你有经营许可证吗?量你没有。赶紧走吧,不要打搅我们的聚会。”他的身子往前挪,我不由得跟着往后退。

矮矮墩墩的詹小龙一直站在老师身边看着我没说话,这会儿向旁边的“眼镜”招招手,“世荣,去跟保安说下,值好班,莫让外人进来。要不然待会卖水果的卖烧烤的,摆乳罩裤衩的,摆土特产的,一窝蜂涌过来,这还是什么同学聚会,不成了农贸市场吗?哈哈。”同学们附和着笑出声来,老师的脸上也浮着笑。“眼镜”的屁股在操场上一颠一颠地远去。

我背过身,缓缓往外走。刚才老师和同学齐整整地望向我的时候,我的心跳莫名地加快,夹带着一丝紧张、兴奋,甚至眩晕,以为他们中会有人从我这身老旧的打扮上看出破绽,进而揭穿我的伪装。既然他们没能识破我,也许我应该当场摘掉头上的破草帽,用袖子把脸擦干净,再吆喝一声:“哈哈,看看我是谁!”这样就避免了后来的难堪。现在我已经被孙怀海他们“驱逐”出来,就像被赶下台的演员,再无勇气上台去还原真相。我飞起一脚,将地上一颗石子踢远。而我此时的命运,一如这颗石子,被他们踢远。心里说不出地尴尬和失落。

“嗨!老哥,给我来一根!”接近跑道时,有人在叫我。

 

李福全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手里拿着一本书。坐在跑道边的水泥挡隔上。跑道上停满小车,小车与小车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隙,他就坐在空隙里,要不是主动喊我,很难注意到他的存在。他穿着白衬衣,牛仔裤,蓝跑鞋。还是像当年一样,爱把衬衣下摆扎进裤头。留的也还是平头,只是生出许多白发。国字脸上,有了明显的岁月风霜。不过,整个人看上去平和、简洁,也挺精神的。要不是裹了另外一身皮,我会跑上去狠狠地抱他一把。

“嗯,味道还真是不错。”他咬了一口冰棒,从裤袋里掏出一张五块的钞票,我找给他四块,他挡回来,“不会吧,才一块钱一根?现在哪里还有这么便宜的冰棒卖?镇上好多年不做这种冰棒了。你这个算是古董,还卖这么便宜。得,我今天运气好,多吃几根,钱放你这儿,暂时不走吧?呆会我再吃。”

他这一番话,我心里很受用的。刚才所受的委屈,顿时融化。我打开箱子给他看,“满满一箱呢。只要你不嫌弃,尽管吃。”他却又取出两根,一根往前面伸去,“来,吃根冰棒歇歇火,今天够你忙的。”招呼阔步过来的一个保安,一根给了我,“自己也要吃哟,算我请客!”

许是身子被制服箍紧的缘故,抑或是走路走急了,保安肉乎乎的脸上,冒着密密碎碎的汗珠,他张嘴啃了两口,再用纸巾抹了一把汗,朝我伸出手来,“还一个同事。”我从箱里又拿出一根给他。他板着脸问我:“我吃了你的冰棒吗?”我笑笑,说:“没有。”他说:“要实事求是。怎么没有?明明吃了两根。”他再问我:“我给你钱了吗?”我说:“给了给了。”他说:“还是不实事求是!这样不好。明明没给。”我说:“不要给的。我请客。”“是吧。”他咧嘴笑了笑,“你不是来卖冰棒的。卖冰棒哪有不收钱的道理呢?你只是带着冰棒箱来学校看看,好奇他们同学的聚会。同学聚会又不是什么秘密活动,有什么不能观看的呢,是不是?”说完把笑收起,依旧板着脸。临走,拍拍我的肩,叮嘱一句:“别靠他们太近就行。”我点点头,朝他说声“谢谢”。走出几步,他又扭转头来,“全哥,改天去你们家喝你泡的药酒。酒不喝掉,再好的酒也是空的!”

“随时欢迎。”李福全爽声应着,望着他的背影对我说:“没读过什么书。七八岁的时候,父母先后生病死了,爷爷带大的。打小在田里圳里摸泥鳅鳝鱼,抓青蛙,提到集上卖,把钱攥得紧,舍不得花,到了十七八岁,买了一台中巴,跑镇上到县里的客运,后来镇上中巴多了,客源不足,就把车卖了,在镇上开了家餐馆,自己下厨,从没学过厨艺,却炒得一手好菜,餐馆的生意很红火,等到起了一栋豪华别墅,讨了一个漂亮老婆,再生了一对双胞胎,就甩手不干了,全交给老婆打理,自己呆在学校,安心做了一名保安,说是小时候没进过学堂,现在天天上学堂,圆个学堂梦。你没看他把保安制服穿得这么齐整吗?真正图的,其实就是这身皮!以前开中巴开餐馆,没少受穿制服人的气,现在只想穿着制服,神气神气!不当班也舍不得脱,披着它在镇上四处晃荡。呵呵,有味不?”

“有味。”我附和。

“镇上有味的人,不多。就那么几个。我跟他们都合得来。”他说。脸上仍旧是淡淡的笑。这笑像是在毛孔里生了根,成为他脸皮的一部分。我看着亲切,也因此感到欣慰。

高中三年,我俩一直同桌。关系最为要好。他家就住学校下面,是全班同学中,离学校最近的。我家住在镇子上头的水电工地,步行到学校,近半个小时。每天上学,他都要站在家门口等着我,看我来了,才颠颠地跑上马路,与我并肩同行,一起上学校。放学,也是同行,要是对方轮着值班搞卫生,或是被老师叫去办公室谈话,抑或忙于别的什么事,我俩都会自觉地等着对方,能帮上忙的,还会帮上一把,忙完又并肩走出学校,到了他家的位置,必定看着他进了屋,我才转头离开。现在想来,两人像极一对小基佬。

性格,也挺配合。课堂上,他很活跃,课外却安静。我相反,课堂上安静,课堂外活跃。我俩像是有了分工,课堂上他唱主角,课堂外我唱主角。

我在课堂外的活跃,是一种“另类”的活跃,用校长的话说,“阴搞子搞”。比如周末,倘若正逢镇上赶集日,我会去他家喊上他,一块逛集市。中途要解大手的话,我就会爬上他的背,让他背着我,穿过一长溜排队的人群,直接进了厕所。集市很大,汇聚了数千人,但只有一个公厕,以致排队上厕所的人,经常是从公厕前,逶逶迤迤,一线排到数十米外的早点摊前,粗略一看,还以为他们正等着吃早点呢。我等不及,只好插队。李福全背着我一路小跑。我伏在他背上,扭头朝排队的人笑着打招呼:“残疾人,请照顾点。”我这样扮残疾,不止一回两回,每回他都配合默契。记得有回爬大坝,数百级台阶才爬到一小半,我懒得再爬,便窜到他背上,他背着我爬了一会,气喘吁吁,头冒热气,旁边的一群年轻人看不过意,主动轮流着将我背上坝顶,下来的时候,又遇着他们,见我箭步如飞,全都瞪大眼睛望着我。下到坝底,我俩倒在草地上,笑翻了天。

月底,晚上要是不下雨,镇上的广场都要放一场露天电影。晚饭后,四面的乡民,涌进广场,熙熙攘攘的一片人海。我和李福全在人堆里兴奋地钻来钻去。偶尔发现某个年轻女子的屁股,被裤子绷得紧紧的,又圆又翘,我的手会不由自主地伸过去,掐它一把,然后领着李福全迅捷溜走,当“哎哟”一声尖叫伴着一声骂“哪个畜生!”响起时,我俩已逃离现场。有回“小不点”跟在我们身后,不明就里,愣着不动,被女子转身狠狠地扇了一巴掌。此后“小不点”再不跟我们一块玩耍。

进入高三,学校规定,无论家离学校多近,都必须住校。我们班男生,全睡在一个大寝室,密密麻麻的上下铺。下了晚自习,熄灯就寝后,寝室里仍旧一片叽叽喳喳。我悄悄滑下床,立在寝室门前,嘴里含着把口哨,“啾——”地吹出一长声,满寝室的同学,只以为值班老师来了,顿时鸦雀无声。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还会独自溜出寝室,来到樟树林,猫着身子搜寻,要是逮住谈恋爱的一对,便不声不响地步到他们身后,粗着嗓子喝道:“哪个班的?”“妈呀。”女生一声惨叫,与男生双双拔腿逃奔。

按现在的词形容,李福全是名副其实的“学霸”。每回期中或期末考试,总分都是全年级第一。没见过比他还会读书的人。老师在课堂上讲过一遍的知识,他基本上能记住。看书看一遍,也大抵能背个八九不离十。一点不夸张。真是天生的会读书。与他同桌,学习上自是沾他的便宜,遇上做不出的题,老师讲半天未必能听懂,他三言二语,即能开窍。考试侧目窥窥他的答案,最低也能混个及格。高考的时候,全班预考上线的仅三人,等到高考一过,上线的就剩他一个。全班其他同学,小部分经过一年两年最多五年的复读,陆续考入大学,大部分回家务农,之后有的参加工作,有的外出务工,有的自行创业,人生际遇,各不相同。我在高考后不久,因父母单位搬迁——镇上拦河修坝,我爸妈所在的水电工程公司在坝下承建发电站,建好后我们家随公司一块转移到了外省工地。后来听说,李福全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录取,但他并没去报到,当时心里很是为他惋惜,至于个中原由,两年前我才清楚。

“老哥,再来一根。好吃。就是当年的味!当年我们班‘小不点’,要不是热天里每天送根这样的绿豆冰棒给班花吃,怎么可能将班花抢到手?”李福全说,“他们好像在拍集体照,我过去啦,老哥,待会我们拍完照,去食堂搞活动,你来看看,还是挺好玩的,你这箱冰棒不用愁,我来帮你销完就是。”

听见他边走边自语:“马家和又错过了集体合影,好遗憾。”

 

他说的“又错过”,指的是三十年前的那次毕业合影。那天,刚好我爸妈工地上出了事故,吊臂的钢绳突然断了,几吨重的水泥落下来,砸倒了一个工棚,所幸没人死亡,但好几个职工不同程度地受伤,我爸伤了一条胳膊,我闻讯后向艾老师请了假,从学校赶往镇医院看望我爸,所以错过了拍照。

这张全班唯有我缺席的合影,直至两年前,我才看到。是从班花鲁菜香那里看到的。那次是鲁菜香两口子,来我所在的城市办事。她给我打电话。不知从哪弄到我手机号码的——反正她总有办法。我请她两口子吃了顿饭。

按说,我应该找个高档点的酒店。一来显得我客气,毕竟是二十多年没见面的老同学。二来给自己撑点面子,看,马家和还是混得不错的!但我在花钱上,遗传了我爸。我爸曾经做过十几年的老师,用钱上显得有点小家子气,一旦糟蹋起钱来,心里很不爽,感觉愧对了它们。再说,我其实混得并不好。婚姻和事业几乎停滞不前。结过三次婚,婚期都不很长。责任主要在我。谁叫我老是“阴搞子搞”呢?老婆在厨房一心做饭,无意中回头,发现我正一动不动地立在背后,不被吓着才怪。半夜起来上厕所,按亮灯,猛地看见我赤身裸体站在床边,正呆呆地望着她,不被吓坏才怪。何况我有时还会戴上一张鬼脸面具?我常常在她们毫无心理防范的时候,默然出现,像个鬼影。天长日久,谁又受得了?但我偏就改不了这毛病。事业上,同样令我沮丧。倒不是躲在背后吓领导。而是在大庭广众下把领导“吓着”。我在单位,也算是公认的有能力,但每回提拔干部,在竞聘演讲的环节,我总是出状况。讲到一半,忘词了。傻傻地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再发不出声。以致现场的人,比我还急,心都提到了喉咙口,但就是等不来我一个字。会议主持者,最后只有向我挥挥手,“算了吧,下去吧。”将我从困境中解救。对我寄予厚望一心想提拔我的领导,事后朝我不住地摇头,恨铁不成钢地捶打我的肩膀,“记不起讲稿?你就不能瞎掰两句,随便应付过去?”但我毫无办法,面对的人一多,我就很可能半路停电,呆若木鸡。

最终我定在住处附近的一家土菜馆。喊上新一任的女友作陪。女友年轻,在团委工作。在团委工作的女子,胆子大,不怕吓。但跟她同居两年多,始终不敢提结婚的事,倒不是因为年龄上的差异,而是担心她嫌弃我“太不进步”——团委的女子,对“进步”要求迫切。饭桌上,两个陌生女人聊得甚密,两个熟悉男人却几近无话可谈。于是喝酒。两个喝完一瓶白酒,我要再开一瓶,邹凡夫不从,说正好,再喝就过了。

两个女人起劲聊房子。才知,两口子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新小区,买了一套房。原来鲁菜香在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上班,公司做得很大,在全国很多城市开发了楼盘,我们城市的这个小区,是公司近来做的头一个楼盘,两口子感觉我们城市的房子均价偏低,升值空间大,值得投资,就以员工内部价购了一套,不料碰上公务员财产登记申报制度出台,风声紧,便当机立断,以原价转让出去。这回来,是配合买主完成过户手续的。

鲁菜香从包里拿小区宣传册给我女友看时,带出一张纸片来。正是那张毕业合影。本就是特意带给我看的。她连忙拍下脑袋,怪自己差点忘了这事,起身绕到我身后,将照片戳在我面前。黑白,巴掌宽,也巴掌长,年代久的缘故,相纸呈淡黄色。照片下方贴有纸条,纸条的颜色白些,显然是后来补贴上去的,纸条上按照座次顺序,打印出每个同学的名字。“就只没你!”她说。我瞧了瞧,从服务员手上要来一支圆珠笔,在最后一个名字“李福全”的后面,添上“马家和(见背后)”,再将照片翻过来,画了个头发很长脸蛋很瘦的男生头像。两口子看了哈哈大笑,“你这家伙!”

鲁菜香拖过来一张凳子,坐在我与邹凡夫之间,照着照片上的顺序,将每个同学的大致情况,一一说给我听。手指头点一个,说一个。她的手指头圆嘟嘟的,像刚生下的小老鼠,可爱兮兮,一个指头能盖住二三个同学,她便改用小指头来点,小指头留有很长的指甲,这样就指向分明了。谁谁谁死了,谁谁谁离婚了,谁谁谁发财了,谁谁谁升官了,谁谁谁小孩上了北大清华,谁谁谁做了爷爷奶奶,等等,如数家珍,全班五十多个同学,加上坐在前排的一串老师,一路听下来,把我脑壳都听大了。真服了她。摸了这么多的情报,对同学和老师这么上心。她说她几乎每年都要回老家一趟,每回回去,除了吃饭睡觉,就做两件事,一是打麻将,一是打听同学和老师的消息。

有关李福全的情况,就是这次从她口里得知的。

李福全之所以放弃上大学,是因为家里出了件大事。他爸因盗窃罪被判刑。单从盗窃金额来看,是不足以判刑的,但由于这起盗窃案导致了一个人的死亡,法官最后判了他爸三年。

“你知道这起盗窃案的。”这时候鲁菜香已经坐回到自己的位置,目光越过桌上高高低低的菜碗,落在我脸上。

我心里一沉,“不会是艾老师……那事吧?”

她点点头。

预考的前一天晚上,艾老师喂养的一笼鸡被盗。当时已是深夜,艾老师在床上听到动静后,起来去追,穿过教师宿舍,再穿过学生宿舍,偷鸡贼从侧坡逃跑,艾老师一路追过去,跟着溜下坡,因为滑倒,身子滚了下去,脑袋磕在石头上,早上被人发现时,已经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怎么可能是……李福全他爸?”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便掩饰性地跟邹凡夫干了一杯啤酒。他拒绝继续喝白酒后,我叫上两瓶啤酒,一人一瓶,“漱漱口。”他没有反对。我能看出来,他惯于应酬,酒量远在我之上。

“案发后,派出所一直找不到线索。现场也没找到任何物证。案子是两个多月后,无意中破获的。”她说。

有天晚上,学校的一个年轻教师在外面打牌,打到很晚才回学校,路上他听到鸡打鸣,感觉到哪里不对劲,看看表,刚好凌晨五点,想起艾老师家的鸡也是每天五点准时打鸣——艾老师住一楼,他住三楼,他的睡眠浅,每天五点都被一楼的鸡鸣吵醒,“这个小畜生,真是捣蛋!”所以他印象深刻。第二天晚上再去打牌,也在这个时间点返回时,他留了心,五点正又听见同样的鸡鸣,等到上班时间一到,他就去了趟派出所。警察在李福全家的鸡窝里,找出了两只艾老师喂养的鸡。艾老师的鸡,有记号。他在每只鸡的大腿上都用圆珠笔落了名字,找到的两只鸡,一公一母,公的叫“李逵”,母的叫“杨贵妃”。

“案发的那天晚上,李福全他爸很晚出的门,说是去田里守水,快天亮才回家。派出所把他爸抓走后,他爸死活不承认,但又没有不在场的证人,最后还是被判了刑。”鲁菜香叹了一口气,“李福全的美好前程就这样毁了。他怕是全班过得最不容易的。”

“他手下三个弟妹,他妈原来是个很勤快的人,坐月子期间,也经常去水圳里网虾网小鱼,提到集上卖,结果把两条腿冻坏了,一年四季酸痛,田里水里的活都做不了,只能在家搞搞饭吃,带带小孩,痛得厉害的时候,只能躺在床上熬着。家里主要靠他爸支撑,他爸被抓后,全家的担子落在李福全身上,他不仅不可能再去上大学,还得拼死拼活地把这个家撑下去……你是不是对李福全不太感兴趣呀?”

“没有啊……我上个卫生间。”

进了厕所隔间,两手撑住两边的木板,强烈的窒息感使得我喘不过气来,片刻之后,吃进胃里的食物全都呕吐出来,哭声也跟着爆发,我泪如雨下。

毕业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敢想这件事,也不愿别人提起。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件事后来会出现这样一个结局。这让我对李福全陡生愧疚。不知道那些艰难的日子,他是如何度过的。但从今天见面来看,他并没有被生活打垮。他甚至比过去还开朗些,话也多些。对我来说,多少是种安慰。

远远望去,全班同学汇聚在一块,正在拍合影,“眼镜”背着相机在前面跑来跑去地调度。跟毕业照一样,还是排成四排,头一排坐着,第二排站着,第三排站在凳子上,第四排站在叠加的凳子上,他们背对着我,李福全还是站在最后一排的最右边,每个人所在的位置,估计也是按原来毕业照的位置来的。我往操场挪动身子,停在离他们约三十米远的背后,将自己纳入到“眼镜”的镜头里,听见他在领着大伙喊“茄——子——”,我暗自笑了笑。想他们日后在电脑上打开这张毕业三十周年的全班合影,再把它放大时,一定会看到照片右边的背后,站着那个卖冰棒的小贩,从他脸上的表情看,似乎可以猜想到,当时他也在跟着说“茄——子——”,你看他的左手,甚至还打出“V”的手势。

他也许是个疯子,总喜欢将自己藏于别人身后?

 

学校建在山上。一串矮山被拦腰推平。原来的那些房子,教学楼、宿舍、食堂、厕所,大都被拆掉重建,错落的新建筑,显得恢宏,气派。操场还是原来的,只是跑道铺了柏油,两端的篮球架换了新的。挨着操场的三层高的教学楼还在,重新装修过,红砖红瓦,很是打眼。学生宿舍边的那片樟树林,也还在,并未老去,反倒更为高大茂盛,撑起一大片浓荫。后山被推平,也起了房子。现在的校园,有原来的两倍大,也有原来的两倍高。

因为是节假日,校园里出奇得寂静。喧闹的,惟有食堂。一班同学的热情,气浪一样,从窗户从大门涌出。大门外摆了一张签到桌,来不及收拾,好奇地翻翻桌上的签到本,全班大约只有四五个学生未到,其余的全都从四面八方赶了回来。在李福全的签名下面,看到了我的名字,他的笔迹。每个人交纳了两百元的活动费,他也帮我写了两百。

从窗户望进去,食堂大厅的座位被清空,摆了六张圆桌,桌上放着水果和小吃,同学们围桌而坐。大厅的上方,空出一块来,地上铺着红地毯,算作一个临时舞台。墙上挂着喷绘,喷绘上除了背景图案,蓝天白云和绿茵地,一群穿校服的男女学生,环绕着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师,一块放飞风筝,就是醒目的标题“我们回家了”,副标题则是“××届××班毕业三十周年庆典”。“眼镜”拿着话筒,在主持这场庆典。即便台下一片闹哄哄的气氛,他仍然神色镇定地站在台上,让节目有条不紊地进行。担心自己在窗外站久了,被他们发现,又来赶我走,所以每观看一阵我便离开一会,不过,耳朵一直没有离开他们的声音。麦克风将声音放了出来。

同学们轮番上台,或答谢老师栽培,或诉说同学情谊,或讲述自身经历,但大多数同学,表演小节目。一位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同学,居然能将历史老师当年教会的顺口溜,一一背出来,他几乎是一口气背了好几分钟,要不是“眼镜”叫停,他还会一直背下去。他现在一所大学做博导,他说他给学生讲历史,也爱编成顺口溜。还有一位同学,农大毕业,分配在市农委工作,三十岁之后,辞掉公职下海,注册了一家家装公司,将它做成了全省数一数二的家装企业,身价不输于董冬生。但他在同学中的口碑并不好,称他是“铁公鸡”,很抠,难得请同学吃次饭,即便是请吃饭,也是去脏兮兮的小店子,不管你爱喝白酒,红酒,还是洋酒,他都是用啤酒打发你,你喝上一箱,也只花费他五六十块钱。按说他们两个,也算是混得很好的,但同学们只认可孙怀海他们四个,不认可他们两个。这位家装公司老板一上台表演,就把同学们笑疯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梳子,又朝手掌上吐了几把口水,将口水抹在头上,之后用梳子梳成一个大背头,再伸出右掌,放至额前,弓着五指,将帅气的大背头往后梳理一遍,接着便慢条斯理地道上一句:“政治很枯燥,但政治很重要。”

女同学集体上台,表演舞蹈《感恩的心》,虽说个个当妈多年,但透过舞姿,依稀看见她们当年年轻活泼的影子。

詹小龙、孙怀海、董冬生和鲁菜香四个,一块表演“三句半”:“半夜起来解手/拿起课本就跑/越背越是忘掉/唉,高考//人生已近半百/事情没完没了/真想就地躺下/做不到//记得常来电话/没事报个平安/有事只管吩咐/还好……”边说边配以夸张的动作,逗得台下大笑。

李福全上台朗诵了两首小诗。他自己写的。诗很短。朗诵的时候,台下很安静。

一首《日子》:

 

很多生活

已然错过

很多爱

还在心窝

 

一首《习惯》:

 

习惯把白云当帽

习惯把黄泥当鞋

习惯把清风当衣衫

习惯把你当一生

 

最后,三位任课老师被搀扶上台,接受同学们的赠礼,之后全体同学起立,在“眼镜”的指挥下,齐唱《我爱米兰》:“老师窗前有一盆米兰/小小的黄花藏在绿叶间/它不是为了争春才开花/默默的把芳香洒满人心田……”唱完,又唱《好大一棵树》“……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欢乐你不笑/痛苦你不哭/撒给大地多少绿荫/那是爱的音符……”我在窗外跟着轻轻哼唱,不觉眼睛湿润,许多的往事漫上心头。望着台上颤巍巍站着的三位老师,禁不住想起忍痛离世的丁贵敏老师,英年早逝的艾国初老师……唱到后来,室内浑厚的歌声逐渐低沉下去,夹杂着抽泣,同学们纷纷跑上舞台,向着老师抱过去,舞台下空了,舞台上抱成了三个肉球。“眼镜”和詹小龙他们几个,将大伙喊散,怕老师被抱得受不了。

董冬生拿过话筒宣布,设立同学爱心基金,专门用来帮助本班生活困难的同学和老师,今天每个人交纳的两百元活动费,就作为爱心基金的第一批捐款,他本人除了承担本次聚会的全部开支,另行给爱心基金捐款两万元。

董冬生师大毕业后,分在市里一所职校教书,后来改行做了律师,他的律师事务所在市中心有一栋办公楼,现在是全市规模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业务遍及全国,资产早已过亿。

令人意外的是,做家装企业的老板同学,跟着兴冲冲地跑上台,为爱心基金捐款。“他的钱赚得容易,多捐点。”他指着董冬生说,“我的钱赚得辛苦,少捐点。”当场从包里掏出一万元现金,交给“眼镜”。

节目结束后,圆桌桌面被清空,摆上了碗筷,开始上菜。我走开去,坐在花坛旁边。心里沉甸甸的,莫名地涌起一股悲伤。中途,看见董冬生一个人跑出来,蹲在水池前,背一弓一弓的,像是在拼命呕吐。过一阵起身,却不是走回门口去,而是朝相反的方向,拐过墙角,四下里看了看,大约是没发现有人,便将身子绷直,双手握拳,伸过头顶,与此同时,发出一声吼叫:“啊——”像是猛地被人捅了一刀。吼完,复又静悄悄地返回食堂里。我远远地望着,心里怔怔的。

李福全提着塑料袋朝我走来,“老哥,饿了吧?趁热吃。”

“谢谢。你太客气。吃不了这么多的。”

“哦,这两份是给保安的。估计他们也还没吃饭。”

饭后,同学们簇拥着老师出了食堂。三位老师,分别被詹小龙、孙怀海、董冬生搀扶,被其他同学围护,朝操场走去。依旧能听见董冬生朗朗的说笑声。以致让人产生怀疑,刚刚的一幕,并不曾真实发生,不过是一种幻觉。

我看见李福全招呼着历史老师进了一辆最小的小车。那应该是他的车。恐怕只有其他小车的四分之一大,外表刷着鲜艳的红色,只有三个轮子,大约是由三轮摩托车改装的。打镇上经过时,我留意到路口边摆放了不少这样的三轮车,全是红色,像一堆甲壳虫,它们的主人站在路边招揽顾客,属于镇上特有的的士。

李福全的车开走后,另外两辆载着老师的小车,也相继驶出学校。估计是将老师一一送回家去。毕竟老师年岁高,经不住长时间的折腾,该早点回家休息。

送走老师,同学们陆续上车,将车调转头,沿着跑道重新排成一线,等待统一出发。

下午全班同学去看望艾师母——“眼镜”早两天将聚会日程表发给了我。艾老师的家,在高山脚下,一个叫“大田”的村落,出了镇子往东,四十分钟左右的车程。我高中毕业后去过一回。艾老师出事一个月那天,全班同学来到艾老师家,为他做了场“满月酒”。这是艾老师家那一带的乡俗。按他们的说法,坏人过世后,无法再投胎,被永世打入地狱;好人过世后,则一个月内完成升天转世等阴间手续,重新获得新生。所以我们那次给艾老师办“满月酒”,不再是哀悼他,而是给他“庆生”。

我想等同学们的车队离开后,再回到镇上取车,也跟着去趟艾老师的家。

一阵内急,我把冰棒箱搁在花木后面,跑进厕所。在隔间蹲了一会,有杂乱的脚步声临近。

 

“今晚莫回家。一块住宾馆。”是孙怀海的声音。

“你们来了,当然奉陪到底,回家干吗?晚上唱完歌,陪你们打两手纸牌?”詹小龙的声音。

“打什么纸牌呀?抽空找班花单独谈个心。人家对你那么有意思,莫扫了人家的兴。”孙怀海说。

“讲鬼话!她刚找我,是说她一个表姑妈的什么亲戚的小孩,今年警校毕业,想来局里上班。你以为她在跟我谈情说爱?呸。你这纯属小人之心!”詹小龙说。作为县委常委、县政法委书记兼县公安局局长,想要安排个警校生,自然不在话下。

“读书的时候,你不就想吗?现在机会来了,总算是了却一桩心愿,是不?”孙怀海说。

“当年谁不想?敢说你不想?但当年归当年。俗话说的,朋友妻不可欺。”詹小龙说。

“看来你只帮她亲戚的忙,不想帮她的忙。你要不帮,我就只好牺牲自己,今晚代你帮了。哈,谁叫我们同学关系这么铁呢?”孙怀海笑了。

“喂,孙院长,你的胃口也太大了吧?医院里那么多小护士,一天到晚围着你转,现在同学聚个会,轻松轻松,你居然还惦挂着这事,是不是患职业病了?当初大学里你念的是财会专业,应该叫‘采快’专业——‘采花快乐’,呵呵。”是董冬生的声音。

“这你就过奖了。哪能跟你比?你看你,每年过年,花费上百万,喊本县老乡吃大餐,多会利用资源!不但把女老乡的资源盘活了,连男老乡的资源也都盘活了,你才是高手。”孙怀海说。

孙怀海的话,听上去像在调侃,却是大实话。董冬生的律师事务所,不单在全市下属各县,也在本县老乡经商人数众多的外地城市,设有分所。每年正月,他马不停蹄地奔赴全国各个分所,大宴老乡,每次动辄上百桌,场面宏大,蔚为壮观,在本县老乡中广受赞誉,同时也将老乡中的丰厚资源收入囊中。

“你们东拉西扯,小心隔墙有耳。”詹小龙提醒道。

“耳在哪?都上车了,除了我们三个。”董冬生说。

“还有个卖冰棒的老头,一直没走。不记得吗?”詹小龙说。

我听了,赶紧将身子缩成一团,屁眼也缩紧,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他们一格一格地查看,发现了我。好在三人已经解完小手,正往外走。刚出门,却又停下脚步,像是在点烟。

孙怀海说:“还真是有点怪。哪见过这样装扮的小商贩?再说,如今卖冰棒,都是摆在店里,哪还有背着箱子跑来跑去的?你看,我们一来,他就到了操场,我们合影,他好像也蹭在背后,上午我们在食堂搞活动,他好像也没走,站在窗户外面偷看,后来我们吃饭,他也没走,好像李福全还可怜他,打了饭给他吃,等我们吃完饭出来,他也好像还在。这什么意思?搞不懂。只怕是个神经病!”

董冬生说:“嘿,要不就是纪委的人。听说纪委招募了一批社会人员,专门用来盯梢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行踪。弄不好也可能是个恐怖分子。现在的恐怖分子,就爱怀揣着个炸弹,往人多的地方钻。”

“你倒是挺能想象的!”詹小龙说,“不过,万事谨慎小心为好。我还是打个电话吧。”

我心里顿时慌乱起来。也不知他这个电话究竟打给谁。等他们走远,连忙提起裤子,从隔间窜出来,跑向窗口,望见一溜的小车,渐次驶出操场。操场上重新变得空荡。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向花坛,提了冰棒箱,飞奔下山。

一辆警车挡在我面前。从车上一边下来一个黑脸汉子,右边这个年轻,左边这个年长,外相和表情,形同父子。年轻的朝我亮了下证件。我被他们带到了镇派出所。

“叫什么名字?”年轻警官坐在桌前,摆开审问的架势。

“今天一大早来镇上的。”我回答。

在进派出所大门的那一刻,我打定主意,不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我担心,一旦我说出来,他们就会向詹书记汇报,詹小龙不单会立马叫他们放了我,还会将这事告诉同学。我不希望出现这样的结果。一来,不想欠詹小龙的人情。说白了,不想跟詹小龙之间,有任何瓜葛。二来,不想让同学们因此对我生出疑惑。马家和这人究竟怎么啦?怎么这么无聊?是不是脑子不正常呀?因为这个时候再暴露自己的身份,我感觉为时已晚。就像是块过期的面包,即便原本是美味,也只能当垃圾倒掉。所以我选择答非所问,是想让他们误以为我是个脑子不正常的人,进而将我放走。

“家住哪?”年轻警官再问。

“学校这些年变化蛮大。”我再答。心里除了紧张,还夹杂着莫名的兴奋。像是贸然闯进了一条陌生的道路,不知道它究竟通往何方。

年轻警官盯了我好几秒,眼里寒气闪闪。我避开他的目光,让我的目光和表情,相应地变得迷蒙和痴呆,以配合我的回答。

“你来镇上仅仅是卖冰棒吗?”

“我老婆从不打呼噜,昨天晚上打个不停,怪事,弄得我一个晚上没睡好。”

“没人买你的冰棒,你老呆在学校干吗?”

“你怕有两个月没剪头发吧,剪了还是显年轻些。”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手指朝烟盒屁股弹了下,弹出两根来,一根叼在嘴上,一根伸给我,我摆摆手,朝他笑笑,心里蓦然一惊,他这是在“测试”,我竟然上当了,便冲他说:“我从来不吸毒的。你吸吧,我不会举报你。”

他扯起嘴角笑笑,又径自摇摇头。接着又问了几个问题,我不出纰漏地一一回复。“好吧。就到这儿。”他起身。我跟着起身。他弯腰从墙边的纸盒里取出两瓶矿泉水,一瓶给我,看我没接,说:“天热,喝口水吧。”我说:“不用。谢谢。”才说完,却又醒悟,赶紧说:“白天我从不喝白酒的,只晚上喝。你自己喝吧。一看你就酒量大,两瓶搞你不醉。”

年长警官过来,大约是询问结果,年轻警官拉他到一边,耳语一阵,再过来叫我:“走吧。”我心里高兴,想对他说声谢谢,忍住没说。我去门后取冰棒箱,他一把掐住我的胳膊,往外拽。原来并不是放我,而是把我重新押上警车。这下我急了。他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车子拐上马路后,他接了个电话,一个什么人,在电话那头喊他去水库钓鱼。他回复说没空,正忙着送个精神病人去医院。我听了吓出汗来。

经过镇上的十字路口时,红灯亮了,我对他说:“帅哥,你应该停在左边道上等红灯。你看,左边道和右边道,虽然前面都是停了三台车,但左边道是三台小车,从刚才停车技术来看,这三台车的司机应该都是老师傅,待会车子起步肯定会很顺畅,右边道不同,最前面的那台旧捷达,手动挡,司机是个新手,车屁股后面贴了‘实习’,尤其刚才,他本可以通过的,是黄灯,但他犹犹豫豫,最后还是来了一脚急刹,业务太不熟,等绿灯亮了后,他百分百起步慢,保不准还会熄火,再看它后面跟的是一台拖拉机,不单慢,还会喷烟子,你停在右边道上,除了耽误时间,还要吃烟子。你看是不?说对了吧?捷达真的起步熄火,拖拉机在原地喷烟子,左边已经过了六台车,我们还没过去,刚才你要是不靠前面车子这么近,现在也可以拐到左边道上去。拖拉机的烟子好大,把我们的引擎盖都蒙住了,味道呛鼻子是不是?超过它。从左边超,莫从右边超,右边前面路边有个西瓜摊,你那个位置看不见,我看得见,拖拉机开得歪歪斜斜的,等你超过它的时候,不定它就往右边拐,你就会压着西瓜摊,惹出一桩麻烦来,没必要。嘿,我喜欢从背后观察事物。对,走左边,拉响警笛,给前面的车子和行人提个醒,开车讲究的是安全第一……帅哥,怎么掉头了?不是说去医院吗?我还从没进过精神病医院呢,以为可以免费进去参观一回……”

车子开回派出所。年轻警官将我关进板梯下面一间又小又暗的屋子,“没事的。晚餐会给你送个盒饭来。等到明天早上他们聚会一结束,你就可以回家了。”他用例行公事般的口吻对我说。离开时,隐隐听见有人在问他:“就回来了?小陈。”“他胆小,胡所。听了你打来的电话,知道是送他去精神病院,怕得要死,立马不装了。”“哈哈,这么不经吓呀!”我心里跟着发笑。笑自己的幼稚。本想蒙骗他们,不料反进了他们的套。

 

李福全开车载着我,朝艾老师家方向驶去。

我肯定不能在派出所呆到明天早上。不单下午要去艾老师家一趟,晚上还要办别的事。所以在陈警官再度经过门口时,我喊住他,说我一个表弟就住在镇上,他可以替我做担保。他问我表弟的名字,我说叫李福全。我想李福全即便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也会替我保守秘密,不会告诉其他同学。半个小时后,李福全赶来了。陈警官将我和我的冰棒箱,交给他后,冲他一笑,“叫你表哥再不要卖冰棒,做个专职司机好了。”

“刚小陈问我,你是我什么亲戚,我说姑妈家的儿子,表哥。问我你姓什么,我说姓马。”李福全一面开车,一面跟我说。

“你倒挺能猜的,我还真是姓马。”我说。

“我不单知道你姓马,还知道你名叫马家和。”他说。

我颇为惊奇地望着他,“他们都没看出来,就你看出来了?”

他呵呵地笑,“昨天问‘眼镜’你会来不,他说你答应来。今天到了操场,一个一个望过去,没找到你,还以为你临时有事来不了。再看那个古里古怪的卖冰棒的老头,外表不是你,但走路是你,心里就发笑,你这家伙,改不了!又跟我们玩名堂!本想当同学面,揭穿你,后来一想,你肯定有你的用意,再说,不揭穿你,这事反倒变得更有趣,倒要看看你接下来怎么演,你究竟想要干啥,就像当年配合你做残疾人一样,再当一回你的贴身观众,哈哈,只是没想到,你把自己弄进派出所了!”

“原来你早知道是我呀。难怪对我这么好。”

“不是呀。就算你真是个卖冰棒的,我也会这样对待的。人不管做什么职业,总归希望别人对自己好一点,他对你好,你也对他好,这样一来,大家相处不就很简单,很愉快吗?彼此何苦搞得疙疙瘩瘩的?你们见过的世面多,懂得的道理自然也多,我几十年都呆在镇上这块巴掌大的地方,想法就这么简单。别笑话我啊,老同学。”

“谁笑话你呀,挺敬佩你的呢。”我说,“开这辆车,一年大概赚多少钱?”

“手气好的时候,一天也能进个一百两百,手气不好,几十块,十几块,几块,也进过,有时等上一整天,一趟顾客也没有。但有辆车,终归比闲着好,一年下来,多多少少有些收入,除了敷衍家里的用度,还能勉强供小孩念大学。”

“小孩多大?大几啦?”

“今年满二十,大二。挺懂事的,课余做家教,假期打工,为我减轻了不少负担。等他大学毕业有了工作,我就不跑车了,找点别的事来做。现在镇上跑车的太多,生意一天天不好做。”

“你爸你妈,都还好吧?你三个弟妹呢,现在怎么样?”

“我妈还那样,天一冷就腿痛,下不了床。我爸在牢里呆了两年多,出来后,身体没原来好,爱喝点小酒。三个弟妹,倒是都熬出来了。大妹当年成绩好,跟我一样,但高中毕业后,死活不去考大学,硬要留在家里,帮我一块撑着,弟弟和小妹,都上了大学,弟弟在市里工作,小妹大学毕业去了上海,后来在上海找了对象成了家。大妹比他们苦些,一家三口在广东花都,老公开的士,她帮着搞饭吃,兼着一份附近学校的清洁工作。”

我不觉舒了口气。内心的愧疚感似乎有所缓和。

途中落了一场雨。好在原来的泥水路,变成了水泥路,路上车子少,李福全轻车熟路地跑得欢。到了艾老师家,早已雨过天晴。

大山脚下,一堆人家。房子参差不齐。有泥屋,有木屋,最打眼的是几栋红砖水泥砌的漂亮别墅。李福全将车停在其中的一栋别墅前,说到了。他下车。我没下车。呆在车里,一旁看着。

艾老师家,屋前屋后,吵吵嚷嚷。

詹小龙领着一伙同学,爬在屋顶上,给房子检漏和冲洗屋顶。他将身子骑在屋脊上,指挥着别人干活,自己并不动手。毕竟是在屋顶上,如有不慎,有可能摔落下去。他没必要冒这个险。再说,艾师母和其他同学也不会让他冒这个险。

董冬生领着另一伙同学,在前坪后院忙碌。拔掉和铲除杂草,清扫垃圾,砍下果树上的枯枝,再将它们拢成一堆,点火焚烧。

女同学在鲁菜香的带领下,打扫室内卫生,她们跑进跑出,洗洗刷刷。脚盆搁在水龙头下,盆里泡着满满的衣服被子,身子壮实的女同学,卷起两只裤脚,在盆里踩来踩去,踩出一堆的肥皂泡,也踩出一堆的欢笑。

孙怀海则在忙着另一件事。招呼艾师母做体检。路边停着一辆县人民医院的流动医疗车。应该是他叫过来的。几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在给艾师母做完体检后,又帮着村里其他老人做。消息传得很快,流动医疗车前面,渐渐聚拢了一堆老人。

屋前站着几个看热闹的村民,他们流露出羡慕的神色,对这群知恩图报的学生,啧啧称赞。

就在艾师母笑嘻嘻地给同学们泡茶端水那会儿,反常的一幕又出现了。原本董冬生正领着同学在屋后锄草,忽然看见他从屋后冲了出来。惊慌的情形,像是被一头老虎追赶。他脸色刷白,气喘吁吁。为了掩饰自己,他将头埋在水龙头下。直到离开,他再没去过屋后。我心里好生奇怪。他究竟被屋后的什么东西吓着?

艾师母身后跟着一个年纪相当的老头,在帮着她打下手。他一准是艾师母的那位老相好。两年前听鲁菜香说过,艾老师过世几年后,村里一个死了老婆的男人,跟艾师母好上了,一心想跟艾师母结婚,艾师母只跟他相好,坚决不同意跟他扯证。鲁菜香说出了艾师母不跟他结婚的原因。她是担心自己一旦嫁给这个男的,就不再是艾师母,艾老师的这些个学生,就不会再来看她帮她了。当时我听了不太相信,现在是眼见为实了。

忙得个个热汗淋漓的时候,李福全进到车内,从座位底下翻出一个标有“家润多”字样的纸袋,叫我打开冰棒箱,一同将箱里的冰棒转移到纸袋里。“待会跟你结账。”“还结什么账呀,我自己做的。本来就是特意做给你们吃的!”我心里挺高兴,为这箱冰棒终于有了很好的着落。况且再不吃掉,很快就会融化。再说,大伙全都在为艾师母做事,我却袖手旁观,这箱冰棒也算是对大伙的一份犒劳。

李福全将冰棒一一分发后,同学们几乎都不曾仔细看它一眼,扯掉包装纸,就塞进嘴里。鲁菜香甚至还夸张地叫嚷:“还有没有,李福全?给我再来一根!好吃。镇上买的吗?明天我也买些带回广东去!”

艾师母执意要杀鸡宰鸭,留大伙吃晚饭,被孙怀海他们强行制止。事情忙完,个个掉转车头,依次往回开。反光镜里,艾师母和她的未婚老伴并肩站在路边,朝我们不停地摇着手臂。

听李福全介绍,艾师母住的这栋别墅,是董冬生出资建的,加装修,加家具家电,总拢花了好几十万元,艾老师的三个儿女,詹小龙都帮他们在县里找了事做,儿女的儿女,从小学到大学,学费都是董冬生出的,大学毕业后,孙怀海把他们安排在自己所在的医院工作。“他们三个同学,还真是不错!”李福全感叹。

“的确是不错!”我说。

李福全扭头看我一眼,大约听出了我语气中的怪异。

晚餐是詹小龙事先安排好的。他请同学们。县里的几个主要领导,也都答应出席。李福全说:“一块去吧。别再扮东扮西了,我就说你是下午刚到的。好不?”

“你去吧。晚上我还有事。你把我放在镇上就行。”我掏出两张百元钞票,“谢谢你上午代我交了活动费。”

他不收。我勉强塞进他口袋。

 

晚上十点后,我再次来到学校。白天的那个胖保安不在,传达室换了个中年保安,问我找谁,我说出一个老师的名字,他就放我进去了。那个老师教化学,我没上过他的课,但我对他印象深刻。读高三时他才从大学分过来,留长发,蓄八字胡,穿白色喇叭裤,手指上总夹着香烟,一副心高气傲的样子,被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不点名批评后,仍旧我行我素,由于他课上得特别好,校长才没有将他踢走,听李福全说,后来他一直呆在这儿,随着年岁的增长,日益变得安分和老实。

穿过操场,从学生宿舍旁边,拐下斜坡。读高一时,坡底只是一块菜地,学校老师自行开垦,四季种些叶菜和瓜果菜。第二年扩招初中部,年轻老师陡然增多,学校便在坡底建了两栋临时宿舍,红砖青瓦,一层高,建在坡底的两端,相隔数十米,一栋住男老师,一栋住女老师,分别被本校老师戏称为和尚庙和尼姑庵。现在庙庵均已销声匿迹,坡底植了花草。花草的中间位置,孤零零地立着一座水泥坟。艾国初老师长眠于此。当年艾老师出事后,艾师母不顾亲友反对,坚持将艾老师就地安葬。理由是艾老师一生最喜欢学生,就让他继续留在学校。

坟堆上已经有了一些新鲜的花束和水果,应该是上午有同学来祭拜过。我在坟前摆上水果、香烟、米酒和晚餐时打包的饭菜。外加两根绿豆冰棒。下午李福全将冰棒取走时,我特意留下两根。当年,“小不点”买绿豆冰棒,一买便是三根,一根留给自己,一根给鲁菜香,还有一根,送给艾老师吃。课间休息时,艾老师就会把我叫进他宿舍,将“小不点”送的绿豆冰棒递给我,等我吃完了才让我出门。“老师你自己吃。”起初我挺不好意思,谦让着。“我牙不好,受不得冷。算你帮我的忙。再不吃,就会化掉,赶紧吃吧。”艾老师望我的目光和表情,跟绿豆冰棒一样舒爽,至今仍能令我清晰地记起。“老师,你吃吧。从前你什么都舍不得吃,有什么好吃的,总让给我们学生吃。现在你牙齿好,不怕冷的。”我对着墓碑上的照片说。

我点燃纸钱,就着纸钱燃着的火光,再点着香烛,然后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

后退两步,在一块石头上坐下后,已是满脸泪水。我寂寂地坐着,一动不动,目光穿过尖尖的坟堆,穿过黯淡的夜幕,抵达那个遥远的晚上。是的,我想重回那个晚上。这是我由来已久的想法。这次来前,除了准备了一套卖冰棒的衣装,我还准备了一套在那个年代穿的衣装。现在我已经穿上它。上身一件白衬衣,内里一件红背心,下身一条浅色喇叭裤,脚上一双尖头猪皮鞋。由于身子发胖,衣服被绷得很紧。当年的体重,只是现在的一半多。自然是找不到当年那种舒适感,但套进这身衣服后,感觉自己被套回到那个年代。

那天夜里的这个时候,同学们散了晚自习,刚刚就寝,我又一次偷偷地从寝室溜出来,悄无声息地来到樟树林。按说第二天就要参加预考,应该及时上床休息,我却莫名地兴奋,不是由于即将到来的预考,而是猜想今晚可能出现更多的“敌情”。在樟树林守候了大约一刻钟,没逮到一对谈恋爱的学生,心里颇为沮丧地正准备回寝室,忽然望见三条黑影从男生宿舍前面跑过来,好奇心牵引着我的双腿,迈向前去。我将身子藏在靠近路边的一棵大樟树后面。三条黑影,就像三支射向远处的箭,步子迈得极宽,驼矮着身子,脚步落地时极为轻巧。就在他们从我眼前经过的那一瞬,借着路灯光,我辨认出他们来。没错,是孙怀海、董冬生、詹小龙三个。孙怀海跑在最前面,手里提着个鸡笼。董冬生与詹小龙两人,几乎平行着紧随其后。我还没回过神,急促的脚步声再度临近,又一条黑影从我眼前穿过。等到我认出是艾老师时,才恍然,孙怀海他们三个,趁着预考前的这个夜晚,将艾老师喂养的一笼鸡偷了!

躲在樟树后面,一直望着他们三个滑下斜坡,随后艾老师也跟着滑了下去。再也不见四个人的身影。他们就像默片里的四个人物。我想象三个偷鸡贼滑下斜坡后,迅即穿过和尚庙与尼姑庵之间的空地,从围墙缺口逃了出去。那个缺口,是年轻老师为方便夜里去镇上看电影,或是去大坝夜游,回来懒得喊大门,而有意砸出来的。从艾老师紧追不舍的情形看,猜想他也会跟着从围墙缺口钻出去,直到将他们追到手为止。艾老师做了多年的老师,但并非文弱书生,他家在农村,周末及节假日大都回家忙农活,练就一副结实的身板,所以凭他的体力,追上他们应该不成问题。我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艾老师会在坡下发生意外。再说,这一幕的突然出现,让我毫无思想准备,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和慌乱。本来还想麻着胆子,跟过去看看究竟,这时从操场上射过来的一道手电光——值班老师在巡夜,迫使我慌里慌张地跑回了寝室。

次日一早,我们乘坐客车,赶赴考点。带队的不是艾老师。地理老师丁贵敏取而代之。丁老师只是说了一句,艾老师临时有事去不了。丁老师笑着站在车厢中间的空行里,倒没有给我们分发饼干,而是给我们讲笑话。想在考前让我们放松下来。我们感激他的用心,有意配合他,每次笑话一讲完,都发出朗朗的笑声。但至少我心里轻松不起来。艾老师没到场,令我心生不安。

在预考结束之前,学校对我们封锁了艾老师出事的消息。其实丁老师那天早上就知道了。和尚庙有个年轻老师早起晨练,发现了蜷曲在地的艾老师。起先并不知道艾老师为什么会死在那儿。后来发现艾老师喂养的一笼鸡不见了,加上民警在沿途找到几根鸡毛,才因此断定艾老师是在追赶偷鸡贼的过程中遭遇了意外。事后我们回忆,丁老师站在客车过道里跟我们嘻哈说笑时,忽然间就会变脸,脸上乌云翻滚,陡生悲伤,但只是一刹那的事,随即又笑逐颜开。当时我们谁又会想到艾老师出事了?谁会想到好好的艾老师,突然就与我们天各一方呢?

从得知艾老师出事,到我随我爸妈他们单位一块搬离镇上,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为纠结也最为难受的非常时期。我常常独自爬上大坝,一坐就是老半天。吃饭找不着人,睡觉找不着人的时候,我爸我妈异常焦急。他们苦口婆心地劝我,今年考得不好不要紧,明年再复读,不要有任何思想负担。我想向他们坦陈事实。但事实就像一枚炸弹,炸掉了我的声带。一直以来,我跟父母缺乏交流。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感觉自己一直生活在生活背后。我在背后捣蛋,在背后活力四射,但一旦面对,一旦在人前,就显仓促,惶恐,死狗一条。有两次,我试图告诉李福全,还没开口,窒息感就扼住了我的咽喉,倘若我再坚持,我能预料到,我会噗然倒地,像是在爆炸现场遭遇第二次爆炸。但憋着不说,同样令我难受。当我坐车逃离小镇,远走高飞时,我就像逃离爆炸现场,我把噩梦强行留在这儿。此后漫长的三十年,我从不主动跟同学联系,从不回小镇来。有回出差路过本县,不但没作停留,反倒希望尽快离去。即便是这次,鼓起勇气来参加同学聚会,也只是以卖冰棒的小贩身份出现。是的,我一直在躲避这件事。骨子里,仍在害怕,仍不敢面对。

那晚,我至少还有另外三个选择。一个,假如我有足够的勇气,就该阻止他们三个逃跑,协助艾老师将他们抓获。第二个,即便在迟疑和惊慌中错过了机会,也该在艾老师滑下斜坡后,下去看个究竟,那样就不至于耽误对艾老师的抢救。第三个,即便没有胆量下去,也该跑向在操场上巡夜的值班老师,告诉他刚发生的一幕。但我当时什么也没做,似乎这场事件并不曾发生。我独自回到寝室,爬上那个窄窄的上铺,脱掉衣服,躺在床上。这样的一个错误选择,就像背上了一笔巨额高利贷,日久日重。

事后,我却又选择了沉默。这又是个错误的选择。我是害怕他们三个的报复吗?自然不是。那又是怕什么?是不是害怕一旦说出真相,就暴露了自己也在现场?就要承受众多射向自己的责备目光?就意味着艾老师的死,我也难辞其咎?应该是的。

其实,在那一个多月里,我始终在说出真相与保守秘密之间,犹疑不定。最后我内心持相反意见的这两个家伙,达成共识:只要办案民警主动找上门,我就如实禀告。但那段时间,民警排查了全校几乎所有的调皮捣蛋的学生,甚至对那晚不在寝室的其他班学生,也一一进行了排查,单就没对我们班学生进行调查问话。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从没把怀疑的目光投向我们班。是啊,艾老师对我们班每个学生都那么好,谁会忍心去偷他的鸡呢?那段日子,我像守株待兔,天天等待民警的到来,但一直等到随父母离开小镇,他们都没来找过我,我心怀秘密,怅然地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后来我想,这不过是我为内心逃遁做的一个幌子。当真想说出真相,干吗还要坐等民警到来?直接去趟派出所不就成了?

正是由于我的懦弱和不明事理,害了艾老师,也害了李福全一家。

我起身,长跪坟前,低头默念。我在祈求艾老师的原谅。我为什么要这身装扮,为什么要这个时间点过来,我是在回到那个晚上。当偷鸡贼从我面前跑过去之后,我该高喊“快来人啦——抓小偷啦——”当艾老师跑下斜坡之后,我该追赶过去,叫一声:“艾老师,小心!”当艾老师摔倒在地,昏迷不醒之后,我该脱掉衬衣,绑住他流血的脑袋,大声呼唤:“来人啊——救命啊——”把和尚庙和尼姑庵的年轻老师喊醒过来,一块将艾老师送到镇医院及时救治。

“快来人啦——抓小偷啦——”

“艾老师,小心!”

“来人啊——救命啊——”

我朝着寂静的校园,朝着沉黑的夜幕,将躲藏在心里三十年的声音,释放了出来。

 

感觉脖子被什么东西触了下。一听啤酒从背后凉飕飕地伸过来。

李福全站在我身后。像是被我的喊声召唤过来的。

与他并肩坐在坟前的石头上。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我说,“艾老师出事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们了。孙怀海、董冬生、詹小龙他们三个。他们偷了艾老师的鸡。不是你爸。对不起。要是当时我说出来,你爸就不会遭这样的冤。你也不会放弃上大学。怪我。”

“我知道的。”他平平淡淡地语气,“那晚我也看见他们。”

我猛地喝了口啤酒,惊惊地望向他。

“那晚看你溜出寝室,我也跟了出来。一直跟在你后面。没想到他们三个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当时我也被吓着。你回寝室,我跟着回了寝室。事后,我在等待你先说出来。你没有说。我想你肯定有你的理由。一定是考虑到说出来后,将自己陷于被动局面。我也这么想过,所以很能理解。可我想来想去,这是件大事,理当说出来。于是写了封匿名信,左手写的,准备塞进校长办公室。匿名信既不会暴露我们两个,又能够道出真相。在送出匿名信之前,本能地想征求下艾老师的意见。你可能觉得奇怪,艾老师人都死了,怎么可能去征求他的意见呢?但我当时真是这么想的。我想,艾老师是当事人,是受害者,既然为他道明真相,就应该听听他本人的意见。有天深夜,我来到这儿。那时学校已经放暑假,只有几个留守和值班老师住校。旁边的和尚庙和尼姑庵,空无一人,黑漆漆的一片。我就坐在这块石头上。闭着眼睛,心里想着艾老师。迷迷糊糊中,看见艾老师从坡上缓缓走下来,我担心他摔着,想起身招呼他,但身子动不了,只好原地待着,艾老师径直来到我面前,我看见他脸上带着笑容,对我说‘回去吧,太晚了’,我清醒过来,意识到刚才不过是做了个梦,但又不像是梦,感觉真真切切的。我想不明白,出了这么大个事,连命都搭上了,艾老师反倒还笑嘻嘻的,难道一点怨恨都没有吗?第二天晚上,我又来了。这回艾老师依旧笑着,这回他没说话,只是把一件外衣披在我身上,怕我着凉。我确信艾老师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他对待这件事的态度,但是我还是想不太明白,所以第三天晚上我又来了一趟。这回,艾老师还是一脸的笑,不单把衣服披在我肩上,还对我说了‘回去吧,太晚了’,我终于完全弄懂了艾老师的立场。他对他们三个,没有一丝恨意。他对他的学生,只有爱,没有恨。不管他们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就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真正对子女有爱心的父母,会原谅子女所有的过错。”

李福全举起啤酒跟我碰了碰,喝下一口后,接着说:

“我终于想通了一个细节。当时艾老师发现鸡被盗,一路追过去,先是经过教师宿舍,再是经过学生宿舍,下坡后到了和尚庙和尼姑庵之间,他自始至终没有喊叫,只是默默地追赶,这显然有违常理。艾老师为什么一声不发?他要是喊叫了,局面肯定完全不一样,教师宿舍的老师,学生宿舍的学生,以及和尚庙和尼姑庵的青年老师,总有人会听到喊声,总有人会起来一块抓窃贼,那样的话,即便窃贼侥幸逃出学校,也会在老师和学生的一路追击下,最终被制服,艾老师也不会因此丧命。艾老师偏没有喊,为什么?唯一的解释,他不想让这几个偷鸡贼被抓,被暴露。他追赶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捉拿他们,而是要制止他们。是的。他当时也许看清了是孙怀海他们三个,也许没看清,但他一定知道,是本校的学生,不是外来人员。他竭尽全力地想去中止他们的错误,所以才不声不响地一路追赶过去。回想那天晚上,当艾老师眼见他们三个跑下斜坡,即将钻过墙洞时,他内心是何等焦急,他意识到,一旦他们爬出学校,他很可能再也追不上他们,再也阻止不了他们,这个错误他们就永久性地犯下了。他因此不顾一切地冲下斜坡,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摔得很惨,很重,才危及到生命。

“明白这些后,我把匿名信烧掉了。心里也把这件事放下了。万没想到,他们三个会把吃剩的两只鸡,放进我们家鸡圈,可能是想,等下次有机会再偷吃。我们家喂养了一大群鸡,那一阵我妈脚痛,下不了床,每天早晚都是我三个弟妹放鸡收鸡,他们谁都没注意多出两只来。我爸因此无端地被牵扯进去,这才是我真正痛苦和难熬的开始。我爸明显地被冤枉。但没有谁能证明他当晚不在现场。我爸一辈子勤快,老实,甚至没一点不良嗜好,不打牌,不抽烟,也不乱搞女人,是生活的压力,让他变成这样的,你想,家里五张嘴张着,找他要饭吃,他不一天忙到晚,一年忙到头,行吗?他被抓后,在派出所关了几天,后来被送进看守所,再后来被送进牢里。他死活不承认自己是窃贼。满腹的冤屈,无处诉说。

“其实我自己,当时也深感委屈。因为我爸的被抓,破了我上大学的梦。但我还是做通了自己的工作。上大学无非就是读书,读更多的书。不上大学,我照样可以读书。这些年,我没间断过读书,早已经把四年大学的书读了回来。不瞒你,我赚的钱,除了家用,余下的几乎都买了书。我喜欢书里的世界。它给了我一个更为广阔和平和的心态。但我爸一直想不通。每次去探视他,见他一次比一次消瘦,一次比一次萎靡。我能理解,他何曾受过这样的诬陷和伤害?何况他是个很爱面子的人,背上这样一个坏名声,日后他还怎么在镇上露脸?看他这样,我心如刀剐,难受得要命,只想把真相说出来。但说出来了,又对不起艾老师。不说出来,又对不起我爸。真是左右为难。在牢里,没事的时候,我爸就写告状信,每次去看他,卷一大筒给我,让我去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公安局,他能想到的部门和领导,都要一个地方送一份。我只好拿回家,塞在枕头下,后来塞多了,干脆丢了枕头,直接将它们当枕头。我枕着它们,彻夜失眠。发现这样隐瞒下去,不是办法。终于有一次,当他又把一卷状纸塞给我时,我向他讲出了真相。我的目的,不是向他告发他们三个,而是征求他的意见。就像当初我来征求艾老师的意见一样。现在我爸成了新的‘当事人’,新的受害者,他有权利知道真相,有权利为自己拿主意。

“我爸瞪大眼睛望着我。事后我分析,他当时不是对他们三个那晚的行为不理解,而是对艾老师那晚的行为不理解。他的眼睛瞪得比平时几乎大一倍,足足瞪了我一两分钟,然后什么也不说地从我手中将状纸抽回去。怪事,打这以后,我爸竟然变得心平气和,再不喊冤叫屈,积极参与牢里组织的生产劳动,下雨天没事,还去阅览室看书看报,竟然在牢里学到不少文化知识。因为表现好,被减刑五个月,释放回家后,我问过他,‘知道真相后,怎么反倒改变主意了?’他笑笑,回答一句:‘用我的三年,保全了三个小家伙,还算值吧?’”

“你爸真是个,男人。”我说,感觉词不达意。

“孙怀海当上政法委书记后不久,下过一道令,复查全县近三十年来的存疑案件,把我爸的案子翻了出来,由于找不到我爸在场的任何证据,案子被审定为错案,补偿了我爸二十万元的损失,我爸用它买了条游船,在水库里跑客,老了跑不动之后,游船租给了别人,我爸用收来的租金,每天打打牌,喝喝酒,日子倒是过得挺滋润。我外出打工那年,孙怀海还专门派来一辆救护车,将我妈接进省城,在他们医院住了差不多一个月,免费为我妈治腿,虽然腿没治好,我妈心里一直挺感激的。水库开发做旅游区后,董冬生也来找过我,跟我谈合作开一家休闲山庄的事,他负责投资,让我来经营,亏了算他的,赢了跟我五五分红。我没同意。他并不欠我什么,何苦这么做?再说,我早已习惯过简单自在的生活,何必去改变呢?”他说。

我默不作声地望着他。

“其实,当年那个事,过去了就过去了,谁能保证一辈子不犯错?谁年轻的时候不干出点荒唐事来?艾老师出事,只能算是一场意外,他们当时并没想到,也不知道。我们两个当时也不知道的。他们没必要为这个背包袱。是不是?”

我还是没吭声。知道他并不是从我这儿要答案。答案他自己都有。我只是问他:“聚会日程表上,不是有一项,拍完合影后,统一来这儿祭奠艾老师吗?”

“上午拍完集体照,孙怀海说,时间比较紧,不如先去食堂搞活动,等吃完中饭再一起来看艾老师。吃完中饭,孙怀海没提来看艾老师的事,其他同学也都没说这事,就直接去了艾老师家里。”李福全解释。

“孙怀海他们是不是在有意躲避?”我说。

“不会吧?可能是真忘了。”他说。

想起当年预考结束后,学校为艾老师在这儿举行葬礼,孙怀海他们三个也没来。丁老师转达的理由,他们三个在预考前订好了去庐山的火车票,预考一结束,就去了庐山,暂时还不知道艾老师出事了。当时没人知道他们三个真正不来的原因。除了我和李福全。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还是不敢面对艾老师吗?

莫非他们内心一直怀有恐惧?而正是这种恐惧,迫使他们日后不断地让自己变得强大?也许他们以为,只要自身强大了,才能削弱内心的这份恐惧?但他们没料到,恐惧如影随形,外表越是强大,内心的恐惧也随之变大,是这样吗?

“你没看出董冬生今天有点反常?”我问李福全。

“你是指他中饭呕吐的事吗?”他说,“班花无聊,趁他不注意,夹了块鸡肉藏在他饭里,他只吃了一口,就跑出去把胃都吐掉了。董冬生不吃鸡肉的。”

我顾自笑了笑。若是白天,李福全一定发现我笑得很难看。我明白了,下午董冬生为什么会从艾师母家的屋后仓皇逃出。是艾师母家的鸡,突然出现在他脚边。当时我隐约听到鸡被惊飞的叫声——他的惊慌举动,反倒把鸡吓着了。

干完最后一口啤酒,我俩起身给艾老师作了个揖,转身上坡,离开学校。在靠近李福全家的马路边,与他握别。一直望着他的背影,朝老屋而去。老屋黑瓦白墙,篱笆围着的小院,院内生长几株果树,尖枝的枣树,盛叶的李子树,以及高高的板栗树。属于镇上为数不多的老屋之一。镇上几乎都是红砖水泥屋,像李福全家这样用黄泥砌的一层高的老屋,这样用竹篱笆围着的院落,倒是成了古董,也成了时尚,成了一道供游客观赏的风景。

李福全站在大门口,扭头朝我摆手,示意我起步,我冲他点点头,之后他进屋,我赶路。此番景象,一如当年放学归来。

 

原载于《江南》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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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刘维


星辰在线专栏作家,中国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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