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玲在澳门威尼斯人赌城前即兴行为创作。2007年）

星辰在线11月14日讯（星辰全媒体记者 李林）他成长于镇上的医院，见惯了生死，对于身体的痛感显得比常人麻木，而在朋友父亲的葬礼上，他依然泣不成声。他有着深入骨髓的自卑，但又常常表现出极度的自负，落拓不羁。他很享受生活赐予的孤独和痛苦，但又害怕如此，喜欢和朋友喝酒胡闹……

何玲是有着丰富个性的人，就像一只两栖动物，在水与陆的状态中自由徘徊，在冲突中感知生活的触角，并乐此不疲。

他的创作也极具多样性，绘画、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都是他的表达方式。他在绘画时，喜欢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物嫁接在一起，乍一看像《山海经》里的奇幻生物，久而久之，便有种熟悉的感觉，仿佛本该如此。

生命与死亡

何玲的童年，奔跑在梅山腹地安化，父亲是镇医院院长，母亲是镇医院药剂师。一家人住在镇医院的家属楼里，楼下便是住院部、手术室以及停尸房。

淘气的他，时常在医院里窜来窜去，药房是他的“百草园”，党参、枸杞、龟苓膏都是他的零食，甚至注射器也成为他最炫酷的玩具。

六七岁时，手术室的门未关紧，他蹭了进去，看到父亲正拿着锯子，给病人截肢，他愣了几秒钟，慌张地跑了出去。“怎么会是这样子？那时候想不明白，但感官的冲击太强烈。”何玲回忆。

生老病死，对于年幼的他来说，虽然无法理解，却有着习以为常的相处，有时半夜惊醒，父母正急急忙忙地下楼，去处理刚刚离开人间的病人。

（何玲用注射器作画。2010年）

这样的成长际遇，使得成年后的何玲，对身体的痛感显得比常人麻木，几年前，他意外摔伤，头部缝了好几针，也毫不在意，第二天照常工作，如今头部还留着一道长长的疤。但与其说是麻木，不如说，他对痛感有着异于常人的驾驭力，在他看来，痛感是生活的丰富感受，而非停滞的原因。

事实上，他极其敏感，泪点低得看一部泡沫剧也能泪流满面。一次去参加朋友父亲的葬礼，他带着墨镜，一路流泪抽搐，悲伤不已。“你不能进入他的精神世界，不然你就会很伤心。”何玲说，他不恐惧死亡，只是对身边亲友有着太深的情感，无法想象他们的离去。

2010年，何玲重新拿起熟悉的注射器。一开始，他试图用中药熬制汤汁沉渍，绘制一些自画像和人物肖像，以揭示当下人群的某种病态，但在无意中，他发现将这些颜料灌入注射器，用针头一针一针地“绣”出禽鸟，竟有着出人意料的美感。

于是，他开始抛弃线性笔，用注射器作画。这意味着，他不可能像拿着画笔一般大面积涂抹，只能一点一点细细密密地画，有时一幅画甚至要花上三四个月的时间。

（何玲与朋友聚餐，左至右依次为：何玲、邹建平、何立伟、何娟、何高峰、何鹏、何旭。2016年）

在何玲的工作室内，堆积着一大摞注射器，若不是针筒内的各色颜料，或许你会以为自己身在某个医院。大抵某个瞬间，何玲也会出神，仿佛回到儿时的乡镇医院，只是，如今的他对医院有着强烈的排斥感，他说：“以前医院就像自己家，一切都是熟悉的，如今的陌生感让我惶恐。”

这或许也是他拿起注射器的另一个原因，就像他在一次创作中，以鱼牙作为承载物，记录下关于时代、家庭等方面的问题，注射器承载的，便是他儿时的记忆，他渴望消解又试图拥抱的过去。

自卑与自负

36岁的何玲个子不高，留着极短的寸板头，叼一根雪茄，痞气十足，但眼里流露的，是平静的善意，说话语气轻和而斯文。毕竟，他除了艺术家的身份，还是长沙某高校的教授，他说这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望，在父辈眼中，艺术家就是不务正业，而教授听起来好一些。

何玲从小落拓不羁，童年是孩子王，带着镇上的孩子到处窜，成为家长们教育孩子的负面典型。初中以前，他名叫何林，父亲觉得他性子太刚烈，改名为何玲，试图让字义里的柔情软化他的刚烈。

这显然没有多大意义，少年时代的他依旧叛逆，在学校打架斗狠几乎没输过。所幸那时的他，已经开始拿起画笔，把青春期的荷尔蒙倾注在绘画上，才不至于酿成灾祸。

（《没有温度就奔向阳光》创作现场。2016年）

他在益阳读了两个中专，第一个读了一年，觉得学不到东西，便果断退学，后来又考上益阳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中专毕业后，何玲进入湖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后又前往中央美术学院深造，并留学德国。

“那时的日子单纯而美好，生活中一切都围绕着艺术，就连做的梦都只与艺术和作品相关。”何玲回忆自己的求学生涯。

学生时代的何玲经常逃课，但他对学习有着极强的自主性，大一便带着同学们做艺术展览，大二开始和本土艺术家一起搞创作，接触比学校更为先锋的艺术思潮，整个大学时代，创作的作品远远多于身边的同学。

他曾开过艺术培训班，每年有上百名学生，但他讨厌僵化的培训方式，毅然放弃年收入过百万的培训行当。他也曾在开福区营盘路的小公寓里，开过一个充满艺术情调的酒吧，朋友们在此聚集，每每酒过三巡，逸兴遄飞，挥霍着年轻过剩的精力，但他从不收朋友酒钱，等到酒喝完了，酒吧便关门了。

（何玲的装置艺术《倾泄的尘封》，上万朵绽放期的玫瑰花，如瀑布般从旧衣柜里倾泻而下，当玫瑰渐渐枯萎，再采集制成颜料，抄写关于生命与爱的诗歌，寄给曾有过交织的朋友。2015年）

他是如此率性不羁，又满怀理想主义，甚至在外人看来显得过于自负。但在内心深处，他又是极度的自卑，至少曾有好些年，他都不能正视自己的身高。

在身高上，何玲始终比同龄人矮一截，中学时期的打架斗狠，更多的是源于自卑者的反击，以打败别人，来赢取心理上的平衡。那时，他从不做广播体操，因为他不愿意站在第一排，让所有人盯着自己。

这种自卑的情绪，像噩梦般，一直潜藏在他内心深处。2007年，德国留学期间，26岁的何玲创作了行为艺术《我的最高尺度》，以裸露的身躯，奋力地朝墙壁跳动，每一次都在墙壁上留下所能触碰的最高点。

“每一次都是你奋力基础上的最高点，那到底哪一个才是你的高度？这不是由观众去评定。就像我们的人生，可能远远没有最高点，而是一个自我博弈的过程。”何玲说。

（何玲行为艺术《顶二》。2008年于北京宋庄）

那几年，何玲热衷于行为艺术，以身体作为表达的媒介，在跳跃中反思高度与极限，也在反复地触碰中，试图用尖帽刺破头顶的黑袋子，或者将身体倒立，感知其内在的规律与秩序……他将充沛的能量耗费在行为艺术上。

“行为艺术是一种重新审视自我的方式，它甚至能够完成自我的心理治愈。”何玲逐渐正视自己的身高，并越来越重视身体的舒适度，不去迎合外界的标准，而是由内而外地听从自我召唤。

孤独与热闹

何玲喜欢养猫，在他的工作室里，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只猫。“它在角落里瞄着我，我在另一个角落里发呆，彼此有关系，又有距离感。”

这也是何玲与生活相处的方式。有时候，他会让助理离开，一个人生活与创作，或仅仅是坐在椅子上发呆，三五天不跟任何人说话，让火车轰隆声，带着自己的思绪游荡远方。

有时候，他会聚集一群朋友，聊天喝酒，把自己灌得不省人事，或拿着麦克风嗨唱一整晚，直到嗓子嘶哑。

他既享受痛苦与孤独，又害怕彻底地坠入其中，喜欢热闹与放纵，又努力让自己不沉迷于此。

（何玲作品《杉鼠》（左）与《荆鸵》  布上丙烯  2013年）

他特别看重自我的空间，他说，有一天自己结婚了，妻儿必须和工作室保持距离，不能渗透进来。

“如果我一进工作室，发现到处是女人的高跟鞋，小孩的奶瓶、玩具，我会疯掉的。”何玲说，他既不为家庭活，也不为社会活，只想以自己的方式活着，这不是责任感的问题，而是出于对自我生命的理解与尊重。

何玲始终对生活保持着敏感的触觉。他喜欢收藏旧箱子、旧瓷器等，不必是名家之作，只要匠心动人，便会留存下来。他也喜欢植物，有时被路边不知名的小草打动，便会将其移栽过来。

在他的工作室内，摆放着大大小小的盆栽，很多植物已经干枯萎谢，何玲说，枯萎也是一种美，生命从青葱到凋谢，每一种状态都有值得欣赏的空间。

“整个身体就像一条八爪鱼，能够触碰到很多东西。”何玲说，他把这些当做生活与创作的滋养，不同物种所呈现的不同状态，以及内在的关联性，在他的思维里得到和谐统一。

（何玲作品《异禽图》  布上丙烯   3.2米、1.5米  2011年）

何玲在绘画时，喜欢将两种不同的生物嫁接在一起，比如松树与松鼠、荆棘与鸵鸟、鳄鱼与鹦鹉、黄蜂与老虎等，这些嫁接而成的新物种，充满冲突，又仿佛承载着相同的元素。

对何玲来说，艺术就是他的生活，“它不仅仅是我的事业，同时也解决了我关于人生信仰与自我关照的问题”。因此，他从不拘泥于单一的创作形式，绘画、雕塑、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都足以驾驭，而他关注的，永远是自我、生命，以及这一代人的情爱苦痛、精神面貌等。

何玲说：“过程本身就是狂欢，这就是威士忌和艺术的共同魅力。”

他的生活亦是如此，始终在矛盾与冲突的过程中，感知生活的触角，“假如有一天我跟一切都打成了平手，我的生命就没有了激情，只剩下枯燥无聊的躯壳，而我们终其一生，不过是拥抱丰富鲜活的人生，哪怕是痛苦。”

（星辰全媒体记者与何玲合影。2017年10月）

自在星辰原创报道 第九十八期

总策划：何旭

执行策划：郑文新、王重浪、林之乐

监制：何乐

文/李林 图/受访者供图 编/陈宇 校/罗罗君